在青少年心理门诊中，许多家长带着12~18岁的孩子向心理治疗师诉苦：
孩子发脾气、厌学、上网时间长、拒绝和家长沟通等等，向治疗师呈现了一个家庭被处于青春期的问题孩子百般折磨、束手无策的故事。
然而，这个故事是唯一和客观的吗？
叙事疗法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思路—— 后现代主义相信，所谓的“真相”其实是由人主观建构的故事。也就是说，事实真相会随着观察历程不同而改变，事实真相取决于语言的使用，并且大部分受到人们所处的背景环境的影响。而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叙事心理学和实际应用的叙事疗法也承袭了这种对故事具有建构性的看法。
青少年处于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期，容易内化问题叙事（如“我是失败者”），家庭关系则容易陷入“问题—指责—对抗”的恶性循环。叙事疗法则通过“故事重构”的独特视角，帮助家庭将问题与人分离，激活被主流叙事掩盖的积极力量。
外化故事中的“问题”
为了减少家庭成员对问题的内疚感和羞耻感，共同激发解决问题的动力，叙事疗法认为可以将问题与人分开，把贴上标签的人还原，让问题是问题、人是人。
例如，将“青春期的问题孩子”中的“问题”摘出，变成“青春期孩子之外的问题”。有些家长发现，当把问题看作是孩子的品质和特点时，逐渐地，自己对抗和拒绝的对象成了孩子本身。处于自我认同形成期的青少年，容易将问题内化为“我是坏的/无能的”。当孩子感觉到自己和问题是一起的，那么就容易感到自己要与问题共存亡了。
但从家庭叙事治疗的角度看，将问题外化并不只是把问题和家庭中的一个人分离，而是和整个家庭的人分开。
首先，可以用形象化的语言为问题命名，使其成为一个“外部敌人”。例如学业压力可以被叫做“分数暴君”“作业怪兽”，情绪问题可以是“愤怒火球”“焦虑黑影”……命名可以贴近青少年的语言风格，增加趣味性和参与感。
然后，家庭成员可以围绕这个“问题”一起讨论，比如请家庭成员描述问题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关系和情绪，讨论问题是如何“操纵”他们的行为和关系的。例如，“手机寄生虫是如何偷走你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的？”
在这个过程中，叙事疗法将家庭的故事角色从“问题的囚徒”转化为“问题的发现者和思考者”，这种范式转换对处于自我建构关键期的青少年尤为契合。当父母不再扮演“纠错者”，孩子不再是“问题携带者”，改变便拥有了土壤。
挑战主流故事
在叙述的时候，治疗师尝试挑战主流叙事的“真理”地位，引导家庭成员质疑主流叙事的普遍性和正确性，探讨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例如有没有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孩子可以不听父母的话，而不听话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拥有新的故事版本？
在治疗中，青少年经常感觉到难以突破主流叙事的桎梏，而这个时候，隐喻可以成为一个巧妙的工具。
青少年天生的想象力是叙事治疗的天然盟友。情绪可以被描绘成“住在胸腔里的暴风雨”，压力化作“书包里不断生长的石头”。这种隐喻转换创造的心理距离，恰似给心灵装上了缓冲气囊。某寄宿学校采用“情绪气象站”计划，让学生用不同颜色的便签纸记录每日心情。红色警报代表“火山喷发式愤怒”，蓝色波浪象征“绵绵细雨般忧伤”。具象化的表达使抽象情绪变得可触可感。
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让家庭成员扮演主流叙事的“代言人”和“挑战者”，通过互动揭示其压制性。例如让妈妈来扮演‘好孩子必须听话’这个观念的代言人，让孩子去挑战这个代言人。
重构新故事
重新叙说和编排故事是叙事疗法中具有创造性的技术之一。通过发掘独特结果、建构替代叙事，青少年及其家庭能够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关系，从而以更积极的方式面对挑战。治疗者可以引导孩子先讲出自己的故事，以此为主轴，协调整个家庭重写和丰富故事。在出现不一致和分歧的时候，帮助他们尊重彼此的故事视角，进行更大程度的整合。
当青少年对着玩偶倾诉烦恼，或是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信时，跳出当下视角的观察往往能发现新的解决路径。某初中生在治疗日记中写道：“如果我是班主任，我会建议小明试试篮球而不是强迫他成为学霸”。这种角色转换带来的顿悟，常常比直接说教更有效。
在故事被说出来之后，治疗师可以探索故事的意义，比如当孩子说上周成功抵抗了“分数暴君”的压迫选择画画，治疗师可以问“是什么让你决定先画画？”深入探讨独特结果背后的动机、能力和价值观，帮助家庭成员看到这些时刻如何反映他们的真实渴望和力量。
接着，治疗师可以将分散的独特结果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连贯的叙事，强调家庭成员在新故事中的主动性和资源。比如孩子会发现，画画能让自己放松，而且发现放松后学习效率更高。当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时，“分数暴君”就没那么可怕了。
在数字时代成长的孩子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叙事变革。当他们在短视频平台创作故事，在元宇宙构建虚拟身份，叙事治疗的价值愈发凸显。总体来说，叙事的思路更像是拼图的过程，先把问题外化成外在的拼图碎片，再去体悟固有主流叙事的拼图思路的桎梏和探索新的拼图可能性进行重构，最后再通过延伸活动把这幅拼图从治疗室带到家庭日常来进行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