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在村里，他们管考上大学叫“跳龙门”。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她就失了业。
她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她甩了。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她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小镇做题家
三年前那个早会上，我和同事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销售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声音震得我脑袋嗡嗡响。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楞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放低要求，给私立医院投了几十份简历，只去面了两个。对方告诉我，他们想招影像学专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
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十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但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谦虚地向她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十来分钟就盯一次阅读量，心律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爆款一个没有，人要爆炸了还差不多。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两句，结果被领导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但彻底破坏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日结，必须赶紧找下家。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要推销一种市面上没有的新饮料，谈何容易。隔了一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骑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的，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摔到三米外，一阵耳鸣，有那么一两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题卷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地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想着这样，吃住总算有个着落。那是桂阳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成片的野生竹林、杉树林。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她的。”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儿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她，赶紧钻上了公汽。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女孩。她们听说我准备了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她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结果，到半夜3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第二年3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考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我了一个棘手问题时，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隐私部位，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正低头腌白菜，抿着嘴不作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地叹口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两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八九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两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旺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三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旺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佐匹克隆、帕罗西汀和丁螺环酮。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再托托人，主要是没个工作，托人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我们这专业不能考执医，我的那些同学，男生比女生好就业，女生要么继续读研，要么靠家里的关系勉强进了医院，要么只能转行。我也不是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但读了医科大出来，不进医院，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地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屁用，还不如毛小娟。”初中没读完，她跟着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他说：“人家背地里都说，你肯定是没拿到毕业证，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我被说得一阵烦躁，拿着电话吼起来：“关你什么屁事。”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哭嚎了一场。床上、地板上，到处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背，强制自己翻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地榆粉洒在疮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这话也很有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命是什么，干嘛就要别人认命。后来，我妈翻衣柜找东西，翻到我去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对劲。“焦虑症是什么病，抑制功能紊乱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妈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她没工作没钱，还催着她嫁人。”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野兽追着拼命地跑，一口气跑到了悬崖边，脚下一不留神，就掉了下去。我感觉到自己不停地下坠，喊救命也没人来救我，一个激灵，我抽搐了一下惊醒，睡衣已经湿透。换床单晒被褥时，我看到床板上有个清晰的人影，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盗汗。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沙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非逼我喝，说喝了就好了。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她们围着桌子，慵懒地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找我聊天，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钻牛角尖钻过头了。”堂嫂边嗑瓜子边絮叨：“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我愣住了，没想到堂嫂的话还有几分土味哲学的意味。见我没回应，堂嫂拍拍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呀，这是跟谁较劲呢？”不过，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她敷跌打膏药，要她在家好好休息，可她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又不是骨折，不碍事。”她摆摆手，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一瘸一拐地出了门。是我自己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完全忽略了父母——他们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着我，还要自己攒养老钱。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的外围，一排排十多二十个。旁边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绑烟，左右两边堆放着黄绿色的新鲜烟叶。
看我也加入进来，大家惊讶地打量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划比划。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我拿起三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工，一个上午就绑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呦，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三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我行动起来，感受到自己手指灵巧，麻绳与烟叶被我疏密有序地捆绑在棍子上，互相缠绕，那种感觉好极了。我递给我妈。她的手指头跟我一样，粘满了黑色的烟油。烟油像桃树上的胶，很粘。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有时是一群四五十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是几个人去烟田里摘烟叶，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虽然手指沾满了烟油、泥土，皮肤晒得焦黑灼痛，但我越干越起劲。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晚饭，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晚稻插下去的时节，我又跟着大家选烟、打捆。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她们手里按烟叶的不同成色分拣，嘴里谦虚地向我讨教：“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什么癌了？”关于这些病症，没有通过检查，我也不敢轻易作出判断，但还是根据自己所学，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并建议他们最好去医院照个彩超做个CT。有天，一个婶子拿着她的彩超片子让我帮忙看看，说自己乳腺上是不是长了毒瘤子，还非说她不相信别人，就相信我。我拿到灯光下认真地看过后，告诉她应该是乳腺结节，但还是每年都去复查一下比较好。我还告诉她，平时割点夏枯草回去熬开水喝，清热解毒专散乳腺结节。讽刺的是，之前我那几篇被女领导骂成“狗屎”的文章，他们又发了出来。
我不是“废柴”
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起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
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货，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五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四五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起来：“一个大学生窝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三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六、七十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门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吧啦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一百来块钱，就表示愿意试试。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一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两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两千多块钱。有时，我一天要收四五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痛，但出身农村，这些还难不倒我。到年尾一算账，扣除成本，我居然赚到五万多块。我把那些钱，全部交给家里。我妈眼睛一亮，惊讶地拉着我的手，看来看去。她半天没说话，转过身，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爸依旧蹲在屋门口，反复嘟囔：“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我没有理会。持续的体力输出基本治愈了我心理的隐疾，沉浸在劳作之中，我感觉很舒心。到了第二年开春，雨水多，寒气重，割竹子的人少了，大家又开始在烟田里忙碌。刘老板县里的竹木加工厂正好缺人手，我毛遂自荐去了他那里打工。也许，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渡，但我对自己说：你不是废柴，你可以走出焦虑的困扰，也可以掌控接下来的人生。在一片喧闹的机器声中，我看到一根根竹子被截断、劈开、削尖、磨圆，最后被加工成一根根牙签，为人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