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丽丽有时想，如果当初没有走进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结果会不会不一样？3年前，她刚刚升入大三，抑郁扰乱了她的阵脚，舍友建议她寻求心理老师的帮助。本期待着自己能在学校的支持下好转，继续和舍友形影不离，并顺利毕业，但一切在走进心理咨询中心后突然停摆。
心理老师将她的病情上报，校方先是试图劝退她，最终协商休学。一年后，于丽丽又经过了漫长的“折腾”证明自己已经康复，才获得了“禁止返校，只能在家上网课”的复学资格。2023年9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2022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在对近8万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抑郁检出率大约是21.48%，焦虑风险的检出率约45.28%。在这些大学生中，和于丽丽一样面临休学、劝退、复学困难的学生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国家近年来越发重视高校心理干预及保护机制的建设。然而，将政策倡导落到实处却没有那么简单。尚不充足的校园心理资源、保护隐私与学校干预的矛盾、一些害怕承担责任的学校，让患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大学生越发不敢向学校袒露。
戛然而止抑郁是一点点吞噬她的。最初是发现自己难以入睡，然后是失恋后总是不受控制地崩溃大哭，再到后来，有了自残的行为。于丽丽渐渐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我还是能看到多姿多彩的世界，只是，这不是我的世界，就好像四周都是隔音玻璃，我感受不到世界的颜色和爱，听不见它发出的声音，我好像一个局外人，无法参与。”室友发现了于丽丽的不对劲，建议于丽丽去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看看，“也不是期待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只是去倾诉一下也是好的，至少有一个出口”。那是2020年10月，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于丽丽几乎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将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心理老师，老师温柔的回应让她感到安慰，“至少当时没那么焦虑了”。听从老师的建议，于丽丽去一家医院做了专业的心理检测，结果显示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没有任何犹豫，她将结果转告给心理老师。她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两三天后，辅导员突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到办公室，向她了解生病的情况和家庭情况。关心过后，辅导员转变了谈话的重点，开始强调她的抑郁症给学校领导和他自己造成了很大困扰，建议她退学。于丽丽“吓坏了”，她愣在原地，“本来是向学校寻求帮助的，怎么就这样了？”
于丽丽的室友被学院主任挨个叫去谈话，询问于丽丽是否有过自杀或其他过激行为。母亲和姨妈也被叫来学校，她们在混乱的情绪中与学校争取，“咬定无论如何不同意退学”。辅导员提出让她主动休学，康复后再考虑复学的方案。于丽丽还想为自己争取，她相信自己的自愈能力，想要请假，被拒绝。她又想到20天之后就是教资考试了，她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一年也仅有这一次机会，她希望至少考完教资再回家。辅导员再次拒绝了。于丽丽回忆，那天与辅导员、家人一起在酒店，她颤抖着按下手印，在休学申请表上签了字。大学校园生活在那一刻，戛然而止。19岁的晓诗经历了几乎同样的“劝退”。高中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后，她坚持完成了高考，并在2022年10月顺利进入了广东省的一所大学。她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了军训，可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她在训练中晕倒，她把生病的事情告诉了学校。几天后，辅导员强烈建议晓诗休学，她和辅导员商量可否上网课，对方也不同意。最终，晓诗同意了休学的决定。
本不该有的伤害回想起“被休学”的经历，于丽丽反复强调自己当年“太幼稚太单纯”，她向心理老师和辅导员“全盘托出”，才迅速被盯上，最终不得已离开学校。这也是一些大学生的共同感受。知乎上，一则“中国大学会怎么处理抑郁症学生”的提问下面，点赞最多的几条回复为“不要试图向学校寻求心理帮助，他们只会把你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好的大学会尝试帮助你，大部分大学只求你别出幺蛾子，稍次点儿的就该劝退了”。
多位辅导员及高校心理工作从业者向本刊证实，“重点监管名单”的确存在，在一些学校被称为“心理预警档案”，这是目前高校心理工作的重要一环。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明确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今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再次强调，高校每年应在新生入校后适时开展心理健康测评，科学分析、合理应用测评结果，分类制定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建立健全测评数据安全保护机制，防止信息泄露。同时健全预警体系，强化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四级预警网络，辅导员、班主任定期走访学生宿舍，院系定期研判学生心理状况。一所211大学的辅导员王雨指出，“重点监管名单”存在的初衷不是为了看住谁，而是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学校的心理中心会给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分级，只有一级的会重点关注，“每天关心他一下，也会叫和他关系好的班干部、室友多关心陪伴，确保学生别出意外，不会有任何歧视和区别对待”。一旦学生情况好转，就会降低级别，或从关注名单上删除。辅导员与学生沟通的话术，也都经过心理中心的培训，学习如何尊重抑郁症学生，以免让对方感到不适。这份名单是绝对保密的，学生们并不知情。即使是学生确诊了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王雨所在的学校“也绝对不会主动劝退”。王雨透露，学校内部有一个红头文件，注明了对学生的心理预警机制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理办法。学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抑郁的严重程度，“只有做出了危险行为，通过专业医生、辅导员、心理老师和家长共同评估，确认这些行为会危及生命，或对他人带来伤害，才会进一步沟通，是先休学，还是家长过来陪读。”
桃子曾在湖南某高校做兼职心理咨询师，她说，很多学生来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希望咨询师替他们保密。但按照行业要求，保密原则里有一条保密例外，“如果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或是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时，是一定要上报的。如果学生状况严重需要就医，超出咨询师能力范围之外，也要征求其同意，让辅导员或其他信任的人陪同去医院看病”。在一次专业的心理咨询开始之前，咨询师需要和学生讲清楚这些例外情况，只有双方同意，咨询才会继续进行。但这些都是最理想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蒋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阶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中，“隐私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一些人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和辨别能力，只知道动员力量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行了，而这本该是个专业的干预过程。虽然跟以前那种不闻不问的状态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但过程可能比较简单粗暴。”比如，一些高校咨询师不够专业，默认学生理解而不强调“保密例外”，造成了学生的误会。不同学校心理预警的落实情况也并不相同，如果处理不当或处理过度，或是一些老师缺乏同理心，对抑郁症过于恐慌，便很容易给学生造成本不该有的伤害。于丽丽回忆，心理老师的确口头和她说明了要告知学校的事情，但确诊之后，校方的态度变化更让她难过。第一次去医院检测时，于丽丽处在最差的状态下，得知要被休学后，她曾再次来到医院做检测，“结果没有之前严重，其实我从没有过自杀的想法，但学校只认定我前面严重的一次。”
艰难的复学休学容易复学难，这是很多因抑郁症休学的大学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离开学校后，于丽丽来到了姨妈家暂住，姨妈一家带给了她很多正能量，原本总是习惯苛责自己的父母也慢慢发生了改变，“会好好说话了”。于丽丽慢慢找回了自信，她找三甲医院和专业精神医院开具了两份康复证明，希望重新回到校园。
时隔一年再次联系辅导员，对方却一直难以给出明确的复学方案和复学时间。从2021年8月拖到快10月，校方一直不同意复学。于丽丽猜测，此前另一名学生在宿舍自杀的事情让学校更加“浑身带刺”。眼看着休学的时间即将超过一年，连续休学两年再不返校就要强制退学了，于丽丽和姨妈无奈来到了学校。无论怎样自证，校方依然谨慎。最终，于丽丽签订了一份“禁止返校”的协议，只能通过上网课修满学分，学校颁发毕业证。她曾和几位有类似情况的学生沟通过，一位学姐第一年没能复学成功，顺延到了第二年，还有一个男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成功回到了学校上课。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复学并不容易。2021年，阿肆因为抑郁等心境障碍主动申请休学，半年后，她想要申请复学时，也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扯皮”。阿肆觉得辅导员已经足够负责，也尽可能多地帮忙申请，但问题在于抑郁症很难有“完全康复”的情况，因为此前的几次情绪波动，阿肆曾找过辅导员倾诉，对方对她的康复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学校找来做心理评估的专家，“评估的侧重点是规避责任”，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问她以前的吃药治疗，却没怎么关心阿肆现在的状态。最终，她只能以家长陪读的形式签订了免责声明，住在校外走读，才成功复学。阿肆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复学决心坚定，家长态度强硬，按学校要求办事。”于丽丽也把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网上，两年间，有几百个全国各地的学生与她沟通，表示自己也遇到了同样的复学与自证困难，甚至无奈退学。
晓诗在休学一年后，开具了复学证明，想争取复学，却被对方说“公主病”，这种情况上学会影响其他同学，让她退学。后来另一位辅导员上任，也催着晓诗尽快办理退学手续。接连两位辅导员的冷漠让晓诗有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2023年8月，晓诗从学校退学，她愤怒地给辅导员发消息：“你们就是歧视抑郁症患者。”8个小时后，她收到了辅导员满是抱拳表情的回复“老师只是希望你更好”。如今，晓诗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被学校刺激的幻听幻视至今“没缓过来”，一想到大学校园灰色的建筑便感到压抑。她仍然计划着未来，但更多时候，她觉得毫无希望，只能靠画彩色的画尝试治愈自己。于丽丽已经从大学毕业。刚刚休学时，学校里的朋友给她寄来了一个布朗熊，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写着“早日归来”。可遗憾的是，自2020年10月休学之后，她再没能回到校园。她仍旧感恩那张小纸条曾支撑她走过最艰难的时光，“虽然学校落井下石，但还是有人爱着我支持着我”。
尚未做好的准备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对承担风险与责任的恐惧，是很多学校让抑郁症大学生最不舒服的地方。不信任感在学生群体里蔓延，曾有人提问，在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在桃子看来，如今一所大学对待抑郁症学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经验，以及老师们的同理心与良知。国家这几年对高校心理健康建设越发重视，也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但部分学校和教师的“草木皆兵”，反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孤立无援，逐渐失去对学校的信任。晓诗所在的大学，今年刚刚第二年招收学生，她发现学校劝退了另一名患抑郁症的同学。相比之下，她高中的处理方法更加人性化。发现晓诗状态不佳后，高中的心理老师给晓诗推荐了医院，还打电话劝晓诗的父母接纳她生病的事实。她没有因为心理疾病休学，而是感受到了所有任课老师的关心，“他们经常找我聊天，不懂的问题给我耐心讲解，不强制我出勤。”在高中老师们的支持下，晓诗才顺利完成高考。
如果没有学生的信任，学校的心理筛查很难真正触及到抑郁症较为严重的学生。根据桃子的经验，真正患有抑郁症的人，大多有强烈的病耻感，害怕被他人知道自己生病的事实。而校园的心理筛查基于自我报告，且大学校园相比中小学更为自由，没有每日观察他们的机会。“如果患抑郁症的学生不讲，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王雨也发现，最终出现危险行为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重点监管名单上”。而且现在学校里，优质的心理咨询资源依然十分匮乏。高校心理工作的“低性价比”，导致很多真正专业、优秀的心理从业者流失。刚刚来到大学从事兼职心理咨询师时，桃子本计划直接留在高校，但经过了一年的体验与观察后，她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校园内一次50分钟的咨询只能赚70元”，这个价格和桃子校外300元起步的咨询相距甚远。桃子介绍，想要成长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从心理学专业毕业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往往要再花费一两年的时间、几十万元的费用进行培训。相比之下，大学心理老师的薪资待遇太低了，“还愿意留在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几乎是做公益的心态，这样的人太少了”。
低薪资并没有带来更轻松的工作任务，桃子的一位同学也是高校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只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她更多的时间花在处理学校的行政任务、其他心理工作上，每天非常忙碌、精神紧张，“她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因为随时可能要跑去做危机干预”。此外，目前高校的心理岗位通过行测等考试即可上任，应用测试也很好应付，通过体制内考核上岗的人，“不见得是一个真正专业的人”。而不够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不负责任的校内老师，更增加了抑郁症学生被歧视、被劝退的可能性。目前，高校的心理资源常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国家规定高校按师生比例不低于1:4000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且每校至少配备2名。公众号“偶尔治愈”曾对北京、华中、西南地区几所高校进行调研，显示学生进入学校心理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王雨发现，“不少学生为了尽量排上号，故意夸大情况，谎称自己要自杀，反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挤到了后面”。